佛教中国化发祥地（三）电视解说词文案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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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昌大佛寺石雕弥勒大佛诞生于南朝齐梁间，由当时著名高僧僧祐奉梁建安王萧伟之命，亲自设计并指挥建造，为其当时所建诸多佛像中硕果仅存者，也是佛教中国化发祥地至今尚存的历史遗迹和文化遗存。其工程浩大，工艺精湛，震惊当世。被《文心雕龙》作者刘勰撰写《梁建安王造剡山石城寺石像碑》称为不世之宝，无等之业。僧祐造像、刘勰撰碑，至今成为新昌大佛寺双璧。

新昌大佛寺，原称石城寺，古属剡县，故称剡县石城寺，其后又称瑞像寺、宝相寺，清末民初又俗称大佛寺，并沿袭至今。

剡县设置于秦朝，由当地剡溪而得名。剡溪源于曹娥江上游，自古以来，以千岩競秀，万壑争流、风光秀丽而著名。秦置县以来，属越州管辖，五代吴越王时分为嵊县和新昌两县，石城寺属后者管辖直至现在，今天的当地人也称石城寺为新昌大佛寺。

石城寺名出于石城山，其地形，四山壁立，怪石嵯峨，环布如城，乃一大奇景。山名古称剡山，吴越王时改名南明山。其地出自天台山支脉而横连天姥山系，又称天台西门。

石城山开始建佛寺的具体时间始于东晋。如前所述，东晋名僧支道林晚年投栖于石城，游心禅苑，建栖光寺，终焉于此。古时还有他的墓葬存在。

再检《高僧传》，同时代的高僧于法兰，闻江东山水剡县称奇，乃徐步东瓯(温州地区)，远瞩嶀(山)嵊(山)，遂居于石城山麓，即今之元化寺。其弟子于法开，亦于升平五年(361)归居石城山，续修元化寺，似乎也圆寂于此。

真正称为大佛寺开山祖师的是高僧帛僧光，即昙光，他于永和初(345—)漫游江东，投居石城山，栖宿于石室中，名曰“隐岳”。因属同一地域，故隐岳寺就是石城寺之旧称。

此外尚有竺昙猷(法猷)年轻时游历江左，后至石城山，乞食坐禅。这些高僧，当时皆卜筑石城山，被这块庄严净土的旖旎景色所吸引，流连其间。石城山属越州地区管辖，然而又处在天台山文化圈内，可谓处于吴越和台温的交通纽结处。由于这种独特的地理关系，使当时的佛教进入了光辉灿烂时期。而更不可忽视的是，此地罕见的岩壁与地质，也给予洞窟巨像的营造，提供了良好的自然条件。

石佛的造像发愿于僧护。梁《高僧传》卷十三有此记述。僧护是会稽剡县人，年少出家，戒行严净，后居于石城山隐岳寺。寺之北端岩壁陡峭，直上数十余丈，中间仿佛有如佛焰之形。上面树木丛生，曲枝垂阴。僧护每行至岩壁处，辄见光明焕发，闻丝竹管弦歌赞之声。于是他在此擎炉发誓，愿凿山镌造十丈石佛，以敬拟弥勒千尺尊容。使凡厥有缘之人，同睹龙华三会。至南齐建武期(494—498)，疏凿移年，而石佛仅成面璞。不久，僧护遇疾而亡。临终誓曰：“吾之所造，本不期一生成办。第二身中，其愿克果。”尔后，有沙门僧淑，继其遗业，终因资力不足，未能成功。

到了梁天监六年(507)，始丰县(按即今天台县)县令陆咸，罢任还乡，夜宿剡溪，正值风雨晦冥，因惊恐不能睡去。偶尔打盹时，忽梦见三僧来告：“君识性坚正，自然安稳，然建安殿下，感患未瘳，若能治剡县僧护所造石像得成就者，必护平豫。冥理非虚，宜相开发也。”但陆咸还乡一年后，竟忘了此梦。某日，他刚要出门就遇见一僧侣，僧侣说，去年于剡溪所嘱建安王之事，尚能记否？陆咸惧然，答曰不记。僧云：“宜更思之（请再想想）”，便飘然而去。陆咸悟其非凡，追及百余步，忽然不见，豁然知其意，乃追忆起前梦来。此僧侣即是在剡溪所梦见之三个僧侣中人。

于是，陆咸上启建安王萧伟，建安王再上奏天子梁武帝萧衍，武帝遂敕遣僧祐专任营造石像之事。

僧祐到此，见僧护所创凿龛过浅，乃铲入五丈。更施顶髻。佛像以天监十二年春开工，至十五年春完工。坐躯高五丈，如果站立起来，则其高有十丈。这是佛像建造者，依据岩石高度，设计的巧妙办法，为历代佛像建造者所沿用。从此，四方僧俗，提挟香华，不远万里，集于石城寺。供施往还，络绎不绝。

更值得一说的是，受武帝之敕，直接指挥石佛营造的僧祐(445—518)，在《高僧传》卷十一中也有传记。僧祐俗姓俞氏，生于建康。在齐梁佛教史上，是一位留下不朽业绩的名僧。他初出家于建初寺，后避至定林寺，从法达、法颖专治律学。又巡礼于阗、龟兹而随于法显门下，从事建初、定林及诸寺的修缮，及建斋会、造立藏经、校勘经典等事业。还出入南齐的文惠王、竟陵子(萧子良)之门，和沈约、刘勰等文人也交往甚密，有《释迦谱》、《出三藏记集》、《弘明集》等著述传世。

《高僧传》记曰：祐为性巧思，能目准心计，及匠人依标，尺寸无爽。故光宅、摄山大像、剡县石佛等，并请祐经始，准画仪则。今上武帝深相礼遇，凡僧事硕疑，皆敕就审决。而石城寺石弥勒像，是高僧僧祐所建众多佛像中硕果仅存者，弥足珍贵。

大佛寺弥勒佛石像，雕凿于悬崖绝壁之中，石佛座高2.4米，正面趺坐像高13.2米，阔15.9米，两膝相距10.6米，耳长2.7米，两手心向上交置膝间，掌心可容10余人。石弥勒像不仅以规模宏大，气势非凡著称于世，而且在造像艺术上也独具特色，石像盘膝而坐，容秀骨清，婉雅俊逸，端庄慈祥。额部宽阔，鼻当高隆，眉眼细长，方颐薄唇，两耳垂肩，身披袈娑 ，中胸袒露，衣着绉褶，自然流畅。给人一种超脱、庄严这感。在造像上作了两个艺术处理：一是适度放大头部，处理好视差关系，使人们仰视大佛时，毫无比例失调之感，且面容亲近真实。另一个巧妙的创造是凿成深穴代替眼珠，使观瞻者不论从哪一角度仰视，均有与佛目光相接之感。石弥勒像融天竺风味与民族风格于一体，体现了南朝士大夫信仰与思辨相结合的精神世界，在中国文化史上有其一席之地，范文澜先生的《中国史简编》、翦伯赞先生主编的《中国史纲要》及金维诺所作的《中国美术史论述》中都作了记叙。刘勰《梁建安王造剡山石城寺石像碑》记，是新昌大佛寺大佛最早的文字记载，是中国石窟南朝宗教、造像及文学的宝贵文献。

紧邻大佛寺的外山门，还有另一处石窑造像。因石窟内佛像总数超过一千，故名千佛禅院，俗称千佛岩。千佛岩佛像确有千尊以上，据统计，石窑内共有佛像1075座，大的有1米之多，小的仅数寸。千佛禅院前身是高僧于法兰创建的元化寺，南朝时，南方很少有石窑造像，因此位于新昌石城山的千佛岩就显得异常珍贵。千佛岩造像现虽已残损，但仍保持了南朝风貌，是南方地区迄今为止发现的雕凿年代最早的石窟造像，是研究中国南朝佛教造像艺术的重要实物例证之一，具有较高的历史和艺术价值，被载入《中国百科全书（美术卷）》、《世界美术大全·南北朝卷》。